周恩来总理

一、“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应对美国记者刁难

  在日内瓦会议期间，一个美国记者先是主动和周恩来握手，周总理出于礼节没有拒绝，但没有想到这个记者刚握完手，忽然大声说：“我怎么跟中国的好战者握手呢？真不该！真不该！”然后拿出手帕不停地擦自己刚和周恩来握过的那只手，然后把手帕塞进裤兜。这时很多人在围观，看周总理如何处理。

  周恩来略略皱了一下眉头，他从自己的口袋里也拿出手帕，随意地在手上扫了几下，然后走到拐角处，把这个手帕扔进了垃圾桶。他说：“这个手帕再也洗不干净了。”

  尽管中美当时处于敌对状态，但周总理一贯的思路还是把当权者和普通美国民众分开。在谈判桌上横眉冷对，那是一点情面也不讲的。但会场外，他可是统战高手，尽量做工作，力图潜移默化。他对普通美国民众一直是友好的，包括新闻记者在内。所以，在那个美国记者主动要和周总理握手时，周总理并没有拒绝。

  但这个记者看来纯粹是要使周总理难堪，否则不会假意主动握手，然后又懊悔不迭地拿手帕擦手。周总理在他擦手之前，也不会意识到他会这样做。当时大堂里人很多，就看周总理下不下得了台。所以周总理也拿出手帕擦手。

  请注意，两人做法不同的是：记者擦完手后仍把手帕塞回裤兜，而周总理是擦完手后把手帕扔进了垃圾桶。周总理的意思是：你的手帕还能用，我的手帕因为擦了以后沾染了你的病菌，你这无耻小人的病菌，再也不可能洗干净了，所以我就把它扔到垃圾桶里。

二、“我们都背叛了各自的阶级”——致苏联

  有一次，周恩来总理应邀访问苏联。在同赫鲁晓夫会晤时，周总理批评了他所推行的修正主义政策。

  狡猾的赫鲁晓夫却不正面回答，而是就当时敏感的阶级出身问题对周总理进行刺激。他说：“你批评的很好，但是你应该同意，出身于工人阶级的是我，而你却是出身于资产阶级。”言外之意是指周总理站在资产阶级立场说话。周总理稍作停顿，然后平静地回答：“是的，赫鲁晓夫同志，但至少我们两个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

  周总理不管在何种场合，遇到什么样的对手，都能以超人的智慧应对自如，对手休想占到便宜。他坦言“我们都背叛了我们各自的阶级”，出其不意地将赫鲁晓夫射出的毒箭掉转方向，朝赫本人射去。

  此言一出，立即在各个共产党执政的国家传为美谈。

三、“厕所才有苍蝇去”

  “九一三”事件后，苏联大使找到周总理，阴阳怪气地问道：“总理同志，听说最近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

　　周总理平静地回答：“也没什么大事，只不过是森林里倒了一棵树，一棵树上落下一片叶子而已。”

　　苏联大使故作关心地说：“据权威人士推测，此事对中国的影响极为不利呀！”

　　总理答道：“恰恰相反，一颗毒瘤在肌体上自动消失，有百利而无一害。”

　　苏联大使有些恼怒：“总理同志，有句话我早就想说了，你们在国际上口口声声骂我们是社会帝国主义，把我们说得比厕所还臭。既是这样，那么请问：你们的林副统帅在国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为什么偏要投奔我们苏联呢？”周总理冷笑道：“正因为厕所臭，苍蝇才喜欢那个地方。大使同志既然明白这个道理，又何必多此一问？”苏联大使被说得哑口无言。

　　林彪叛逃苏联，这个消息传出后，国际上一些敌对分子幸灾乐祸。中苏关系当时严重恶化，苏联大使和总理见面时存心想看好戏，让周总理难堪。他见兜圈子达不到目的，就摊出所谓的“王牌”，料想周总理一定无话可说，结果周总理反戈一击，使得苏联大使陷入十分狼狈的境地。

  周恩来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党和国家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上世纪20年代初，他就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从1927年起，他一直是中共中央核心领导成员，长达半个世纪之久。他为中国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奋斗一生，在党和国家工作的各个领域都建立了不朽功勋，他的光辉业绩永远铭记在中国各族人民心中。我这里着重就周恩来领导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情况谈几点看法和体会。　　新中国诞生后，周恩来担任开国总理，长达26年。这26年，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上，进行了艰辛的探索，领导人民经过艰难曲折的历程，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初步建立起了较为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周恩来为之耗费了大量心血。在党中央和毛泽东领导下，周恩来肩负着新中国经济建设主要组织者的重任，陈云、邓小平、李富春、李先念、薄一波、谭震林等同志是他领导经济工作方面的得力助手。　　建国初，为了收拾国民党政权遗留下来的财政经济的烂摊子，周恩来向党中央建议，把陈云从东北调来北京，主持全国财经工作。他积极支持陈云等同志大刀阔斧地开展稳定物价和统一财经的重大斗争，结束了自抗战以来连续十二年使我国人民深受其苦的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的局面，财政收支接近平衡，为安定人民生活，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创造了有利条件。抗美援朝战争开始后，周恩来坚决执行“边打、边稳、边建”的正确方针，有力地保证了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进行，并在短短三年时间奇迹般地完成了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在此基础上，开始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的经济建设，组织实施了以156个大型项目为主体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国家经济建设顺利发展的情况下，一度出现急躁冒进的现象。周恩来等同志及时觉察到这一情况，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的方针，并采取措施，保证经济建设继续朝着健康的方向发展。到1956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为国家工业化初步奠定了基础，并顺利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中国人民几年时间在经济建设上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过了旧中国的一百年。　　从1957年9、10月间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5月的八大二次会议，周恩来等同志反对急躁冒进的正确主张，接二连三地受到批判。随即，党内脱离实际、急于求成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大跃进”运动迅速兴起。仅仅过了一年，就受到了客观经济规律的惩罚，国民经济严重失调，到1960年，陷入了极度困难的境地。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周恩来在国务院审议国家计委报告时，确定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在毛泽东支持下，他同刘少奇、陈云、邓小平等同志一道，采取一系列正确政策和果断措施，排除重重困难和阻力，对国民经济进行大调整。1962年底，全面调整工作初见成效，国民经济在连续两年大幅度下降后开始上升，到1964年全面好转，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周恩来领导经济建设的卓越才干，在这一时期又一次得到了充分发挥。　　1966年开始的长达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给党和国家造成严重灾难。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周恩来殚精竭虑，苦撑危局，运用高超的斗争艺术，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大智大勇的斗争，努力减少严重内乱对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保证国计民生最基本的需要，维护国家机器的运转。同时，千方百计地保护一批党政军领导干部、著名民主人士和专家学者。林彪反革命政变阴谋被粉碎后，周恩来冲破“四人帮”的阻挠，力促邓小平出来工作，经毛泽东同意，终于恢复了邓小平的领导职务。他坚决支持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大刀阔斧地进行全面整顿，收到显著成效，得到了全党全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中度过了他的最后岁月。